１８４４年７月订立的中美《望厦条约》有关最惠国待遇的为第二款：“合众国来中国贸易之民人所纳出口、入口货物之税饷，俱照现定例册，不得多于各国，一切规费全行革除，如有海关胥役需索，中国照例治罪。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官等官议允。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⑨］这一约款就内容范围而言是特定的最惠国待遇，仅就进出口税例而言。就缔约国双方关系而言则是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它仅仅规定了中国给予美国在进出口税例方面的最惠国待遇，而并不规定美国给予中国相同的待遇，也没有规定中国要求美国给予相同待遇的权利。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第六款规定：“法兰西人在五口贸易，凡入口、出口均照税则及章程所定……输纳税饷，……至税则与章程现定与将来所定者，佛兰西商民每处每时悉照遵行，一如厚爱之国无异。倘有后减省税饷，佛兰西人亦一体邀减。”第三十五款则规定：到条约修订之时，“至别国定章程，不在佛兰西此次所定条款内者，佛兰西领事等官与民人不能限以遵守，惟中国将来如有特恩旷典，优免保佑，别国得之，佛兰西亦与焉。”［⑩］这些约款仍为特定的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条款。
１８４７年３月订立的中国与瑞典（挪威）的条约基本上是中美《望厦条约》的翻版。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中吐国际条约还有１８５１年８月订立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就通商事项而言，该条约主要内容有：“一、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二、通商虽为商人之事，两国须设官管理；三、通商原为两国和好，彼此两不抽税。”与上述四个条约不同，该约没有规定任何最惠国待遇条款。应该说，这是比上述条约中相关内容更优惠的条款，同样应该指出，这一优惠条款不允许任何已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第三国所援用，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因为这一条款是中俄两国历史上已经形成的边境贸易规定的延续，１７２７年订立的中俄《恰克图界约》就已规定：“按照所议，准其两国通商伃…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亦无庸取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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