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是另一重要原因。但抵货的决定基本上是上海华商独立作出的。中国商人虽素有“在商言商”的保守*传统，但也不乏团结抗争的例子（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2页。）。其中尤以1883年汉口茶商与外人的斗争以及1874年、1898年四明公所两度领导乡人与法国人抗争最为著名（注：C.F. Remer,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3,p.13.）。20世纪初， 商人受当时*气氛的感染，也一度卷入诸如拒俄、拒法一类与切身利益不直接相关的群众运动。1904年底甬人周生有被俄国水兵误杀，上海商帮曾出面要求引渡凶手。凡此种种，均说明上海商会对旅美华人的积极反应并非偶然。从社会运动发起的条件看，中国商人地域和社会背景的复杂有其有利的一面。上海总商会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研究表明，成分复杂的团体一般比成员社会文化背景相近的团体更容易发起集体行动。因为复杂团体中的一部分，即哈丁所说的子团体（k-group）或马韦尔（Marwell）和奥利弗（Oliver）所说的“关键的一群”，往往能率先行动，带动他人（注：Hardin, Collective Action,p.73;Marwell and Oliver, Critical　Mass.）。广东和福建的商帮，出于乡情，在运动初期相当活跃，尤其是总商会福建籍商董曾少卿起了关键的作用，5月10日总商会决定抵货后， 没人愿意领衔向全国21埠发出通电，曾少卿挺身而出，此后不少人因此把他视为运动的实际领袖。

经营美货的巨商如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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