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5月中美条约谈判移往北京是抵货运动在国内展开的契机。 4月底5月初，成立不久的上海总商会收到北美华商的告急电报（注：从有限的资料看，此前上海和北美华商并无多少交往。此时双方发生联系带有某种偶然性。参见张存武《工约风潮》，第33页。）。在5月10 日的商董会议上，这个保守、谨慎的商人组织出人意料地作出了抵制美货的决定。上海总商会是地域和行业组织——会馆、公所——的松散联盟（注：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宁波商人的势力最大。而经营美货的批发商，也多为浙江籍。美货滞销，他们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即使对一般商人而言，一场抵货运动也会造成市面萧条的不利局面。况且长江三角洲鲜有移民美国的，即使排华法废除，也不会对这一地区的人带来多少实际利益。那么为什么上海商人会在中国发起一场违背自己利益的运动？换言之，在什么条件下，人们会牺牲小团体利益而谋求民族共同利益？

西方的集体行动理论几乎根本不谈民族主义运动。而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的高涨是抵货运动的一个重要背景（注：张存武：《工约风潮》。）。在反美运动之前，中国经历了义和团运动、拒俄运动和拒法运动，收回路矿利权等其他运动正方兴未艾。由于商人是民间组织最完善和最富有的阶层，他们往往被推到运动前列，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尤其如此。美国对华人的苛待引起了举国上下空前未有的义愤，“我国妇孺且知其害而欲争之，而谓其尚有余地可容我沪上各绅商之误会耶。”（注：《时报》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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