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参加者的复杂性，或称非匀质性和不对称性（heterogeneity and asymmetry）。复杂性是多方面的。 首先，参加者社会成分的复杂决定了参加者动机和认识水平的多样性。他们中有的为社会正义、民族主义等情感和意识形态所激发；有的为运动的壮烈场面所鼓舞；有的借运动宣泄个人的情感；有的无非是凑热闹。*学家哈丁（Russell Hardin）列举了参与集体行动的三种非功利的动机：利他、　 获得体验和无知与误解（注：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1982,pp.111—115.）。抵货参加者中完全可能包括上述三种， 甚至更多的类型。我们当然还必须考虑利己动机，部分抵货运动的参加者——如海外华人——主要为谋求自身利益。这点我们还将详述。如果说相同的利益并不保证集体行动的发生（即奥尔森的所谓集体行动的逻辑）；那么动机的差异也不妨碍人们求同存异，采取共同行动。

爱国运动与争取提高工资待遇之类斗争的性质不同。在后一种集体行动中，参加者在利益得失的权衡中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一般地说，当争取高工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超出增加的工资本身的时候，参加者便会协议放弃目标或改变手段（注：在现实社会中，实际情况往往远为复杂。工人提高工资的斗争会与其他社会集团的*斗争掺杂在一起。为论述的简明，我们权且假设二者互不相干。）。在爱国运动中情形就很不一样。民族荣辱对不同的人有极其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人们愿意为之付出的也必然不同。大部分人可能满足于表达心声，适可而止；少数人则不惜以身相许，不屈不挠。这是大规模运动不对称性的又一重要方面。学生和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爱国运动中所表现的特殊热情有目共睹，在抵货运动中也不例外。就运动的性质而言，中国的爱国运动有点类似西方的和平运动、环保运动和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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