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运动的价值和意义往往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难以用金钱来计量。由于道德因素掺杂其中，参加者不易在分担运动的花费上达成共识。后面我们还将说明， 1905—1906年的抵货运动又不同于五四等一般爱国运动。 抵货运动关乎部分华人——旅美华人——的直接利益，而不会给大多数中国人带来多少实际好处。这样运动的不对称性又深了一层。抵货运动的意义不仅对不同社会阶层而且对不同地区的中国人都有很大区别。由于移民多出自广东和福建两省，移民本身和侨乡人士对运动的特别关心在当时被舆论视做当然。即使是在强调同胞共同利益的气氛中，人们对乡情引发的亲疏差异也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
大规模运动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参加者的能力和享有资源的差别。在集体行动中，富有者往往主动或在舆论压力下付出较大牺牲，此现象被称为“小的剥削大的”。不少研究指出，社会群体的上述差异，不仅不防碍而且有助于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生。当运动由积极分子，即所谓“关键的一群”发起后， 参加者的队伍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注：Gerald Marwell and Pameia Oliver,The Critical Mass: a Micro-Soci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但本文关心的主要不是运动的发生而是其持久性问题。关于抵货运动的研究，大多对运动的发起侃侃而谈，对运动的衰落草草收笔。因此我们强调指出，大部分参加者不过是同路人，集体行动毕竟要付出代价和承担风险，喜欢热闹的也会厌倦。运动初起连上海的洋货商也不反对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只是当运动使他们面临破产危机的时候才中途退出，乃至暗中破坏。上海学界商界上层在运动初期风头出尽，在运动后期态度就趋于暖昧。而一般市民则不时向激进和厌倦两极分化。总的说来，参加者在运动初期和后期的心态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前期争约者对运动的前景比较乐观，后期众人才正视运动代价这一个现实问题。“天下兴亡，匹夫（妇）有责”，在当时绝非一句空话，不少人身体力行。但是应该怎样“公平合理”地分担运动的责任和代价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运动给人们带来的益处越是无法以金钱计算，参加者越难于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运动的目标越遥远，分担代价的问题便越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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