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方面，中华文化数千年间历经沧桑，其延绵不绝的发展历程表明，它拥有自我保持、自我更新以实现自强不息的生命机制。因此，它能够应对一个又一个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挑战，使自己顽强地延续下去而不发生中断。明朝末年，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西学传入了中国，在中国社会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尽管当时不乏非理性的盲目排外者，但还是有相当一批士大夫继承了中华文化那种勇于吸收外来文化、发展丰富本民族文化的进取精神来悉心研究它。如徐光启积极评译西方学术，“洋洋乎数万言……迄今言甄明西学者，必称光启”；（注：阮元：《畴人传》（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07页。）王征则不仅翻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等西书，还自己动手仿造西方奇器，（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68年版，第753页。）等等。总之，他们这种虚怀若谷，吸纳西学，发展中学的言行举止正是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那种宏大气魄的延续。这种气魄至清代渐渐萎缩了，终于被“宁可求全关不开‘的防范心理所替代，直至鸦片战争前后，才为当时的经世思想家们所恢复和发扬光大。龚自珍在1820年提出的“应颁制西洋奇器”，（注：《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0页。）应该说是经世思想家们“开眼看世界”思想的萌芽，而后便有他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觉追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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