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充满爱国*。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是在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后出现的。空前的国耻、灾难使这次热潮洋溢着爱国主义的*。魏源在《海国图志》卷首，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其驱逐外敌、报仇雪恨的迫切心态，跃然纸上。姚莹在谈及他写作《康輶纪行》的良苦用心时说，“盖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可骇可耻之事，书契以来所未有也。”莹为是书“用意有二：一“冀中国有人一雪耻耳”；二“借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为鬼域。”（注：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他不但慨然以介绍夷情为己任，而且积极倡导了解夷情，希望后来者能够了解夷情，洗雪曾经遭受的耻辱。其满腔的爱国热情也于此可见。

其次，饱含求索精神。在研究西方热潮中，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思想家们凭着拳拳爱国心和坚韧毅力，为了解和研究西方努力求索着。林则徐肩负禁烟重任来到广州后，利用一切机会掌握世界情况，还召集一批外语人才，翻译西方报刊书籍，“伺探外夷情事。”在此基础上，编译出《四洲志》，成为中国“新地志之嚆矢。”（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323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时任地方要职的徐继畲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为完成《瀛环志略》一书，曾查阅的中国文献纪录至少达26种以上，翻看传教士所写的中文书籍、刊物数十种，还积极访问西人，向他们求知问教，取得口碑资料。他自述著作的艰辛时说：“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唯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地。”（注：徐继畲：《瀛环志略》卷7“自序”。）魏源也曾不无感慨地谈及他撰写《海国图志》一书的情况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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