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何人与何地相宜，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候朕擢用”。（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7。）相比较而言，那些经世思想家的眼光更为高远，他们不仅仅是了解、认识西方，而是要研究、学习西方，探索出制胜之道。“‘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似自湔拔。”（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5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他们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注：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因此，他们一面发出“开眼看世界”的疾呼，一面身体力行，决心积极从事世界形势及各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以筹划出制夷之策。正是基于此种可贵的识见，全面研究四方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梁廷枬等一批先知先觉之士竞相“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近代第一次“研究西方热”迅速勃兴，“炎炎不可抑。”
二
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具体说来，就是在书契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下，由一批“对外求索之欲日炽”的忠义之士所发起的。他们以介绍海外情事为己任，争相追求海外新知，刊刻了不少有关世界史地方面的著作。据统计，从1840年起到1861年止，至少出现了22种之多。（注：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2页。）
这些著作相当完整地描述了世界大势。首先，它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天下”的概念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其次，它们还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概况；两次，它们通过对欧洲列强历史、政事、财政、商务、军事、文化、教育、宗教、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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