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拓宽国人视野。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学习、研究西方的滥觞，起了开创先声的作用。《海国图志》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924年，梁启超谈到该书时，仍颇有感慨地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5”，第323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可见，最能体现《海国图志》一书价值的是师长之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注：王韬：《扶桑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13页。）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研究西方热潮中最突出的贡献之所在。因为承认彼有所长，就等于承认己有所短，这实际上是平等看待外国和正确认识本国的开端。此一思想认识上的可喜突破标志着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这一*神话破灭了，“华夷之辨”的陈腐理论再也行不通了；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改变对本国落伍状况的毫无所知以及一贯视外国为蛮貊之邦的错误认识。于是，以此为起点，他们能够自觉地把关于中西短长的认知上升至一个新高度，即意识到中国要在中西之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取长补短，把彼之长变为我之长，从而以我新有之长攻彼原有之长，才能有效地克敌制胜，并转致富强。正所谓“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注：魏源：《海国图志》卷37。）（注：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79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研究西方热”中，不仅隐含着用世界眼光观察中国问题的新识，而且还具有图谋中国富强的远见。这无疑启示和指明了后来中国学习西方思潮的方向和道路，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

第四，缺失难以掩饰。首先，经世思想家们在介绍和论述西方的经济、*制度时，还没有意识到要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进行比较，更没有想到应在这些方面向西方学习。这说明他们在天朝受到西方的初次重挫之后，还保持着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什么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