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上，重视地理沿革研究，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但“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注：姚莹：《康輶纪行》“卷9”；“自叙”。）自魏晋南北朝起，这种状况多少得到了改变，在重视本土史学研究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研究外国史地的兴趣，并最终积淀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因此，16世纪之后，当西方国家在远东进行领土扩张时，便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清初就不断有人著书谈及西方的情况。如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行程记》、图理琛的《异域录》等，不过其中所述多为见闻杂录，非专门性的研究。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研究，当始于嘉道年间。“莹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论著于《识小录》矣，然仅详西北陆路。”（注：姚莹：《康輶纪行》“卷9”；“自叙”。）鸦片战争前夕，随着东南沿海的外患日逼，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海道来华的欧美国家进行初步介绍，并相继有一批著作问世，如萧令裕的《纪英吉利》、李兆洛的《海国纪闻》、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等。其中，有些著作预言西方的对华侵略，“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今日。”（注：包世臣：《齐民要术》卷11。）甚至还认识到西方殖民者能够横行于海上，全仗船炮精利。因此，他的主张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加强海防，并根据西方“老巢既远、持久为难”的弱点，提出了一些克敌制胜的建议。可见，在鸦片战争前夕出现的外国史地著作，已开始显示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近代特点。它们不仅开创了近代中国人研究西方的先河，而且也为鸦片战争时期“研究西方热”的兴起积累了材料，提供了范例。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思想、文化、学术自身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研究西方的需求和有益尝试，只是时人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也尚未能够形成风气而已。
所以，促成“研究西方热”出现的正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油然而生一种迫切了解对手的心情，就连一贯以“君临万国，恩被四表”自诩的道光帝也不耻下问，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至国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注：姚莹：《东溟奏稿》卷2。）为解答这些问题，他还曾谕令两广总督祁＠④等，就所属文武员弁中访察“洞悉夷情，深通韬略者，随时酌量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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