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它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行程之中。而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仍茫然无知，他们把传统的对外观念自然地转化为对西方列强的态度：视西方各国为“夷狄”、“野蛮”之邦，认为“天朝臣服中外，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注：嘉庆谕旨，见陈慕禄《中国近代史》。）。因此，必须“严夷夏之大防”，实行彻底隔绝；只能“用夏变夷”，而决不能“用夷变夏”。

郭嵩焘作为中国最早一位亲临西方世界的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不仅学习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还涉及西方的*制度、经济制度、人心风俗等方面，对西方文化有较深层次的认识。郭嵩焘认为洋患生于中国，乃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局，是势之使然。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开放。他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814～815页。）何况近世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注：《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要封闭、隔绝恐怕也难以做到。郭嵩焘猛烈抨击那些固守“严夷夏之大防”、沉湎于自我中心的士大夫们是“一用其虚骄之气，庞然自大，井干之蛙，跃冶之金，非独所见小也，抑亦自甘于不祥矣！”（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814页。）

郭嵩焘外交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来看待。他指出：“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抄为事，谓之夷狄，为其倏盛倏衰，环起以立国者，宜以中国为宗也，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犹中土一隅，不问其政教风俗何若，可以陵驾而出其上也。”（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02页。）况且，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124页。）；西人“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其构兵中国，犹展转据理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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