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近代中外关系？在当时国内一片“主战”的呼声中，郭嵩焘不同于流俗，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与判断分析，试图从情、势、理三者关系中发现、揭示出处理对外交涉的某些法则与方针。他说：“制御远夷之道，……必务通其情”（注：《四国新档》，《英国档》（下）第855页。）；“远夷之扰中国有其情，中国所以应之有其势， 有其理。”（注：《陶凤楼藏名贤手礼》第五册。）因此，郭嵩焘非常强调在夷务关系中必须要重视通情、顺势、达理。

对于“势”与“理”的作用，郭嵩焘指出：“一时所不能违者，势也。万世所不能越者，理也。”（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409 页。）在他看来，理在势之上，势则顺乎理。西方列强之入中国构成“洋患”，乃是一种历史必然，其规律不能违悖，这就是势。然而在古今万事之中，还有一个万世不能超越的“理”，在“势”中起着制约的作用。

郭嵩焘还进一步阐述所谓“理”的基本内涵：“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据，万不可以力争；可以诚信相孚，万不可以虚伪相饰，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恃其强以求一逞。臣尝论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一据理折衷，无不可了，一战则必不易了。”（注：《郭嵩焘奏稿》第404页。）也就是说，只有主和诚信， 洋务“自强”的目的才有实现的可能。

由此观之，郭嵩焘的通情、顺势、达理的思维逻辑，体现在其外交主张中就成为讲求以礼、理相待的“诚信外交”思想。他希望能以这一思想顺着近代历史大势，合乎中西各国情与理，争取为洋务自强事业赢得一个和平环境，以达到“控御夷狄”、既能“自处”、又能他处之目的。他指出“与洋人周旋，一以理自处，则视洋人固无足畏者”（注：《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第21页。），必须“应付得法，使不致有所要挟。……先审度事理，随机以应之”（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2～3页。），从而找到“制御夷彝之道，当使曲在彼……常使理足于我”（注：《郭嵩焘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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