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遵循着这一以礼、理相待的“诚信外交”原则，郭嵩焘作为从受欺挨打而又虚骄自大的中国走出去的第一位公使，他身体力行、不辞劳苦，认真了解、研究西方，努力办好对外交涉。驻英法两年，具体办理了十件实事（注：见熊月之《郭嵩焘出使述略》，载《求索》83年第四期。）：他目睹流寓海外的华侨备受欺凌、得不到祖国保护的惨状，上疏清廷请求设立领事，保护侨民。清政府采纳他的建议，于1878年在新加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其后又陆续在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设置了领事馆，从而加快了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建设进程。此外，在交涉喀什噶尔事件和交涉太古洋行趸船移泊案件中，郭嵩焘多次与英人辩论，并谋求多种外交途径协商解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外国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另在交涉厦门渔民被戕案、交涉盐船赔偿案、交涉华工免税案、交涉英船华工案等案件中，郭嵩焘都能据理力争，为维护民族的利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都是值得人们赞佩的。

以上可以看出，郭嵩焘的诚信、主和的外交观是他以个人的传统学问作为思想基础，读书观史、审时度势、权衡和战得失而得出的结论。他只想通过这种外交手段能为国家争取到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蓄积其势”，以图国家再度强盛。其主和避战的目的，只是在中国贫弱的历史条件下，为控御夷狄、使曲在彼的权宜之计。这些观点超越了简单排外心理基础上的虚骄蛮战，对于西方列强以及西方历史文明有了某些符合实际的思想认识，在当时有着一定的时代进步性。当然，郭嵩焘的外交观由于对西方列强主观目的的错误判断，他又走到了虚骄蛮战的另一极端，即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一味地讲究礼、理，以诚信作为诸国交往之本，而忽视了对外来侵略采取反抗斗争手段的重要性，这是错误的。但与投降卖国有别。

郭嵩焘的诚信、主和的外交思想似乎与李鸿章的委屈求全、以忠信为本的外交主张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无可否认，郭、李身为至交，同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出于同一阶级立场，企图挽救清王朝统治的危亡，创导洋务事业，不愿意与外国发生战争。他们猛烈抨击主战派的虚骄好战，压制、防范人民群众自发起来的反帝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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