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郭嵩焘认为：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他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39页。 ）“计数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203页。）；“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 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注：《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光绪元年十一月。）。郭嵩焘承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落后的事实，抨击封建士大夫自“南宋以后，议论事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迄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400页。）他不畏人言，大声疾呼：面对西方先进的文化， “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注：《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十八。）可看出，尽管郭嵩焘对西方文化还不能用辩证的批判的眼光去全面加以审视，但他仍因西方文化较之中国文化“独擅其胜”而承认它、肯定它，能看清这一点，并大力宣传这一点，这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帮助人们打开眼界，了解、取法西方，郭嵩焘还把出使英国途中的见闻，参以自己的感想，逐日详记下来，写成《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不料，惹来一场轩然大波。封建顽固派们攻击《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注：《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己集，第二集第80页。）甚至攻击郭嵩焘是“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注：王ｋǎｉ＠①运：《湘绮楼日记》第六册第25页。）朝野上下，一片讨伐声。从而招致《使西纪程》被毁版、归国后不再重用、至死也不被清廷见谅的结果。郭嵩焘何以遭到封建士大夫们如此猛烈的攻击？关键在于他彻底摒弃了“华夷之辨”，大胆否定了顽固守旧派坚持的“华夏文化中心论”，肯定了西洋诸国为“文明之邦”，并强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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