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日下之势。……吏治罢敝，盗贼横行，士民犯上无等，官吏一切纵之，专意苛害良民。……稍有知者，群怀忧乱之心，即各省大势，亦皆略同。”（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08页。）有鉴于此， 郭嵩焘深感与其花费人力国力去与外夷抗争，不如先求自强自富。他指出：“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似宜斟酌理势之平，求所以自处，而无急言用兵”（注：《郭嵩焘奏稿》第397页。），“推极于用兵，亦当竭情尽虑， 先为之程，以蓄积其势，审求事变，坚持一意，以理自处”（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05页。）。郭嵩焘不主张与西方列强轻开战事， 主要是由于清朝统治严重危机，如果不先“蓄积其势”，就根本谈不上攘外。对于这一外交主张，郭嵩焘曾声明：“凡吾所言，非示弱也，道也。以道御之，以言折之，而固可不战也。”（注：《陶凤楼藏名贤手礼》第五册。）他反对的是：“处极弱之势，无可据之理，又于外夷情形懵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诈胜。……延夷祸于无穷”（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48～149页。）。可以看出，郭嵩焘以主和为基本内容的外交思想，是一种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以控御夷狄、使曲在彼的权宜之计。
郭嵩焘还具体分析了如若不顾国情与西方列强开战，中国必是国敝民困、穷于应付。他指出与西方列强开战有四害：“戕害人民，其害一。……徒自毁伤其仅有之轮船与制造机器，以供言者（指主战者）之一快，其害二。……百姓相与转徙流离，……商贾受累尤甚，是直自为忧也，其害三。……耀军于无可施之地，求战于不相应之乱，沿海数千里，处处设防，徒以自敝其力，而无复有终极，其害四。”郭嵩焘认为，清政府“守且不能，曷云战乎？”（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428页。）根本没有条件和基础与列强开战。因此，他得出的结论就只能是言和避战了。
与此同时，郭嵩焘以他的中西观来判断西洋诸国来中国的目的：“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3页。）“以彼上下一心， 揣摩天下大势而觊其利，诚无意于中国土地。”（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12页。）很明显， 郭嵩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乃是要把中国变为其推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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