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论证其主和外交观的形成，郭嵩焘按其“读书观史”的思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进一步探究与“夷”言和是古已有之。他说：“古人控御夷狄之大略，必由信义。”（注：《陶凤楼藏名贤手礼》第五册。）“尝论中国之控御夷狄，太上以德，其次以略，其次以威，其次以恩，而信与义贯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48页。）他认为：古代帝王对待“夷狄”都是从不轻开战局，而首重信与义，以怀柔示之。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不主战，则天下共罪之”（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10页。 ）的情况，郭嵩焘不禁感慨：“自南宋以来，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48页。）为此， 他不仅写下《绥边徵实》一书“以砭南宋以来士大夫习为虚词”（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65～166页。），抨击那种不务实际、好唱高调、有害国家与人民的好战议论；而且写成奏稿劝诫最高统治者不要重蹈宋朝一味用兵招致灭亡之覆辙：“中外诸臣，袭南宋以后议论，反据之以为名，却不知南宋诸臣议论，与其行事之得失，载在史册。韩ｃｈà＠②胄一用兵而宋之不振，贾似道再用兵而宋＠③矣。以议论争胜而不能推求古今之利病与人事之当否，其弊遂至于此！”（注：《郭嵩焘奏稿》第406页。）在郭嵩焘看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已无力与来势凶猛的西方列强进行顽战，惟有与之言和，“蓄积其势”，以期再度强盛，方可言战。

三、通情顺势达理，主张讲求以礼、理相待的“诚信”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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