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输出商品的种类及数量之限制。凡火炮、军器及其制造原料如硫磺、焰硝和生铁禁止出口；粮食也在禁品之列，但鼓励外商运粮食至中国；金、银、铜、铅等金属连同文化书籍都不准运出中国；对某些商品的出口数量也有所限制。如茶叶，每年出口不许超过50万担，大黄不许超过1，000担，生丝按1764年的规定，每船只准携带10，000斤等。

（三）对外商在华活动的限制。这种限制条例是逐渐完善的。主要有：外国船只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且外国船只必须连环结保，一人犯法，各船大班负连带责任；外商不能在广州过冬；外商进广州后必须听从行商管理；外商只能和中国行商进行贸易，不许和行外商人接触；中外商人不能发生资金上的借贷关系；禁止外商直接向官府具禀；除规定日期外，在馆居住夷商不得擅自活动，并不准携带外国妇女进广州城等。

外商对于在华贸易的种种限制，啧有烦言。他们认为公行是“一个有限制的交易媒介，毫无效率可言”（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第163页。），“只要向行商征收苛捐杂税和勒索款项的现行办法依然存在，英国绝不能从贸易的开放中获得任何重要利益。我们除非和这朝野蛮人有一部商业法典，我们就无法有利地开展我们的商业活动。”（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第165页。）他们认为对华贸易有两大灾难：一是地方官吏任意勒索税饷；一是行商垄断贸易，其他种种都是由这两项派生出来的。（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润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在华外商既然认为限制条例不合理，势必努力破坏之，而中国政府必然要采取措施维护所订条例，冲突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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