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商还总是和行外商人进行贸易，打破行商的垄断。格林堡在其《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一书中作了详细论述。“英国散商生意的绝大部分却都是同公行以外的人，在‘外洋’停泊处所做的；即使在广州，他们同小商铺的来往也很频繁。”（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5页。）这些小商铺多是在一个善意公行“保商”的掩护下进行交易的，有时“甚至可以用真正卖主的名义申请通事和行商起运货物。因为行商在这种生意中取得规费，对于这种生意也就默许了”。“1822年，威廉·查顿的日记指出，当他初次侨居中国的时候，他从行外商人手里买进的货物要比从行商那里买得多。”“从行外商人购买货物已经成了此间的一个长久的和普遍的习惯。”（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49—50页。）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的行商制度对外商做了种种禁止，但腐败无知的清廷大员及没有*、经济地位保障的行商，没有也不可能有效地限制住那些目无法纪、孜孜求利的外国商人。“从1829年起，除了东印度公司外，没有一个外国商人是照着中国人的告示作生意的”，（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67页。）他们“早在1842年条约强迫开放新口岸以前，就将中国对广州对外贸易的限制大部分破坏了。”（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46页。）公行制度决不像外国商人所埋怨的——成为中英贸易的“一大灾难”。
税收方面，粤海关的税则有代表性。粤海关税则包括船钞和货税两种。船钞的征税，按船只的体积之大小分等征课。当时中等船只，每船载货平均在15万两以上，按规定交纳船钞1，100两，据此计算，船钞征课只占货值的0．7％多。中国海关官吏往往不按规定办事，只要外商出些贿赂，就降等征课。英国商船玛斯里斐尔德号，根据船体大小应列入二等，按税章纳1，100两，海关当局受贿赂后，将二等改为三等，即只纳600两，再降低20％征收，结果只纳480两。（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22页。）货税正税税率只有4％；正税之外还有陋规，康熙末年，约占货值的6％；陋规加正税也不过10％。1726年，广州海关监督在货税上又加10％的陋规，名曰缴送，至1736年，清廷以缴送与旧制不符，下令裁减，以后也未见再多征。从17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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