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商方面来说，它既为商人，经济职能是主要的，经济上不能独立，别的无从谈起。起初行商还能保持独立商人的地位，“中国商品按什么价格出卖”，仍然“由公行决定”。（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35页。）但从18世纪70年代起，行商破产者开始增多。商行破产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一）由于行商承销外国的一切进口货物，而这些商品，尤其是英国本土的制造品在市场上很难出售，不仅外商亏本，中国的行商也难逃亏本的厄运。他们在布匹买卖上总要亏蚀5—7％。（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第171页。）（二）清政府贪官污吏的勒索。（三）外商多摆脱行商束缚，使行商收入减少。这一切影响了行商的经济独立，一旦出现资金匮乏，从清政府那里求得补助无望，为了保持自己的行商职业，或免于被发配边疆的命运，不得不向外商借款。不少行商到期不能偿还债款，有的破产，有的愈益依赖外商的接济，日益成为外商的附庸。因而，它就不可能有效地行使其管理外商的职能。清政府在18世纪80年代初重组公行时，要求“各行商共同照时定价销售”，但广州大班们认为海关监督“并没有力量保证他的条例的执行。那些希望执行这个条例的行商，同样没有这个能力，而只要一旦出现缺口，行商的联合，就会瓦解。”（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36页。）

外商不但从经济上控制行商，且大多从事*贸易，以摆脱行商的垄断及整个公行制度的束缚。其初鸦片*在澳门和黄埔进行，1821年则以伶仃岛为中心，以后发展为外商亲自从事沿海*及在广州进行水路*（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关系史》，第204—209页。）。至19世纪30年代，许多散商更拥有配备武装的飞剪船，从事沿海*及广州的水路*，有时尚有海军保护。在猖獗的沿海*活动下，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也部分地遭到了破坏。在伶仃岛*的不仅仅是鸦片，凡是中国加以限制的物品那里都有，如白银、生锌等金属。在詹姆士·孖地臣的日常事务函牍中，合法输入品和输出品经由伶仃岛*借以逃漏在广州应付税款的例子举不胜举。（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45—46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