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商制度及税收，是否如外商所指责的构成对华贸易的两大灾难？

1830年，英国下议院考察东印度公司当前情况及大不列颠、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情况小组委员会与作证人的问答录，真实地反映了外商在华贸易情况。作证人阿肯（John·Aken）答：在中国广州做生意很方便，比在印度和英国本土都方便。绝大多数在广州住过的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上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润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他们也承认“公行制度，虽然是垄断性质，却是大体上运行起来很少有障碍的一种制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中译本，第96页。）清政府尽管制订了严密而繁苛的限制外商的条例，但实际上多是一纸具文。广州美国旗昌洋行职员威廉·亨德曾说，洋人“高兴时，可以随便活动，愿逗留就逗留”，并且很少有人监督；商馆中雇佣中国工人的数目实际上是“无限制的”；鸦片*“只需我们出些小费，那监督的人就愿为居间，而使我们免去一切麻烦”。（参看《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1册，第235—236页。）外商也不断借款给中国行商，至公行结束时，行商无力偿还的债款总数大约在1，650万元以上。（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第57页。）

清代的公行制度尽管制订得“尽善尽美”，但把一切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全部交给行商，清政府的官吏则通过商人进行间接管理，这本身不是加强对外商的管理，而是削弱了管理职能。清朝大官们耻于与外商见面，退避三舍，只管制订令人眼花缭乱的条文，而不问其能否实行、执行情况如何；一旦出了问题，便唯行商是问，这是封建制度下典型的官吏管理事务的办法，其结果只能使管理条例徒具虚文。最先制订“防范外夷”条例的两广总督李侍尧，连外国商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季节都弄不清楚，外国商人应离开广州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