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套“民屯”与“军屯”相结合的主张，是一种辩证联系，综合考虑，一举多得的利国、裕民、强兵的战略措施。他还主张利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来促进商业流通，保证粮食供应：“不勒定本境市价，人情趋利若鹜，境内价高，商贩闻风而至，粮价自当平减。”⑦他特别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早年就撰写过有关农业的专著《朴存阅农书》。他到西北后又亲自刊行《种棉十要》、《棉书》，大力推广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大办水利，广种草棉，提倡种树，绿化沙漠，改善西北自然环境。他还从外国引进机器，“制机轮挹河流注之园中”⑧；“并购开河机器，使施治于泾川上源”⑨，利用先进的机械设备，来抽水灌溉，治理河流，提出了一整套开发建设西北的战略设想。
2.学习西方，锐意求强
左宗棠在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立足于放眼世界，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的宏观系统中去考察，坚决反对那种孤立的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反对那种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顽固保守思想。他极力推崇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亲自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作序，宣传世界大势：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敏慧，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有专诣，盖得儒之数而萃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适泰西火轮舟车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竟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⑩这说明，他清醒地看到西方之强与中国之弱，不再以“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自居。在这“日新而月有异”的世界形势中，中国当然不可能孤立地永恒不变地存在下去。对此，他尖锐指出：“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11)因此，他既提出了学习外国、赶超外国（“藉外国导其先”）的战略任务，又批判了那种自甘落后、让外国垄断先进技术（“让外国擅其能”）的民族自卑感。
左宗棠还从哲理思维的高度，揭示中国与西方思想方法的根本差异：“中国之睿知运于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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