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理义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12)他深刻地揭露了以“理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宋明理学的根本缺陷是“虚”，即空谈义理性命，不求实功实效，无益于国计民生，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了避免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他对当时激烈进行的“本末”、“体用”之争，采取“姑置勿论”(13)的态度。很显然，他的思想与后来张之洞等人所鼓吹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有所区别的，可谓挖到了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的思想根源。
左宗棠兴办洋务伊始，就明确指出是为了“自强”。他在请求设立福州船政局的奏稿中，首次提出“雇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的主张。他认为只有自己造船，才可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用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办之”(14)。主张以机器制造为轴心，带动和促进科学技术及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无事之时，以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厘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业贫民，舵艄水手足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有必设之防，用兵有必争之道也。”(15)这充分说明，他兴办“洋务”并不纯粹是从军事需要出发，也是从国计民生出发，更是与外国列强展开“商战”，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需要：“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洋船准载北货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南回，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浸至失其旧业。滨海之民，商居十之六七，坐此寰阓萧条，税厘日减。富人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16)他还进而主张：“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而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大凡水师，宜常川操练，俾服习风涛，深其阅历，然后可恃为常胜之军，……且船械机器废搁不用，则朽钝堪虑。时加淬厉，则晶莹益出。”(17)因此，他认为“雇买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擅无穷之利”(18)。在这里，左宗棠辩证联系的思想表现得十分突出。他把平时与战时相结合，军用与民用相结合，漕运与商运相结合，军训与运输相结合，使用与保养相结合，强兵与富国相结合，形成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系统。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提出了全面近代化的初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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