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8月17日），Lavollée前揭书，22-30页。关于中美《望厦条约》交涉，参见熊志勇《从〈望厦条约〉的签订看中美外交上的一次交锋》，《近代史研究》1989年5期；乔明顺《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根据加略利的日记（8月16日）记载，拉萼尼曾向他咨询：“我是直截了当地对中国官吏说我不去北京，也没有去北京的意图，以及没有接到有关去北京的命令呢？还是让他们猜测我是否会提出进京的要求，使他们对此感到恐惧，并以此来威胁他们，使他们做出我们可能难以争取到的让步？”（注：卫青心前揭书，251-252页。）显然，拉萼尼清楚在是否去北京的问题上是可以做文章的。
根据耆英的奏报，拉萼尼到澳门后，加略利向澳门县丞张裕传话，“有驶往天津欲求进京之语，而该夷使文内并未提及，亦未叙明来意”。由于不明就里，他只能一面“备文照复”，一面委派“即选道潘仕成、候选主事赵长龄以慰劳为名，前往澳门，察看夷情”（注：耆英奏片（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7册，494-495页。）。在复照中，耆英对拉萼尼说，“所云及时往来一节，尤惬下怀。即请贵大臣订期，以便会晤”。（第2件）这样暂时把皮球踢了回去。
8月31日，拉萼尼再次照会耆英。照会说，“因亟欲会晤贵大臣，酌议互益事宜。所云订期会晤一节，自度递月朔以后，本大臣在濠镜莫不准备与贵大臣面议”，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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