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萼尼在仔细研究这个照会之后，虽然不得不承认耆英所列举的理由无懈可击（注：张雁深先生据此误以为拉萼尼“实坠耆英术中”，见《中法外交关系史考》，32页。），但并不相信这就是耆英拖延会晤的真正原因。他看出耆英别有隐情，以为耆英是要等待北京的命令。不过，拉萼尼希望谈判一经开始就不再中断，他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准备，所以并不在意拖延（注：拉耆尼致基佐（1844年9月14日），Lavollée前揭书，41-49页。）。因此，9月11日拉萼尼复照耆英说，接到照会后，“本大臣注意详读，尽悉贵大臣于八月十七十八等日以前，仔肩重务，难以及澳，至贵大臣各务完毕，可无庸在省，迅速启程，本大臣尤为欣悦。因贵大臣亟欲一伸雅怀，至约订期相晤，本大臣订以八月朔以后。原以酌时宽裕，本听贵大臣选期方便。在本大臣顾欲及早相晤，握手言欢。惟是相与之初，便致贵大臣旷误重任，本大臣心实不安。倘预知贵大臣举行祀典科试大章，自必相劝贵大臣事未毕未可启行”。拉萼尼反客为主，急于会晤的倒似是耆英。由于耆英首先在照会中提及条约，拉萼尼这才附和说，“预备酌议事宜，本期议立永久和约，何必沾沾于数日迟早。以故不欲致阻贵大臣庶务。今期濠镜聚晤，请于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二等日。不致贵程疾劳。”（第5件）

耆英本来惴惴不安，但出乎意料，拉萼尼对他的日程安排不仅没有异议，反而又宽限了几天。9月15日耆英复照说：“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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