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八月初一)在澳门开始会谈。(第3件)
潘仕成等人前往澳门试探,拉萼尼“执礼甚恭”,但“诘其来意,不肯说出”,只是由加略利透露说使华的目的是效仿英美与中国订约,“复诘以有何应须立约之款?据云伊亦不得其详,须俟伊国使臣喇萼呢谒见钦差,再行面陈”。总之,拉萼尼不肯轻易表明来意。耆英最担心的是拉萼尼可能会以要求去北京作为要挟,他对道光皇帝解释说,“现在风信尚未甚定,若奴才遽与接见,倘请求不遂,必以北驶为挟制之端,转恐难于控制,似应暂为羁縻,令其在澳缓待。俟月半后渐渐北风,番舶不能逆行北上,则相机驾驶(驭)较易为力”。于是计取拖延,“当复发给照会,谕以天朝八月上旬既有秋祭大典,又恭值万寿庆节,均须在省行礼,俟(八月)十六日(9月27日)方能启程赴澳,并委熟悉夷情之前任江苏上元县知县吴廷献,会同县丞张裕,向其明白开导,免使生疑”(注:耆英奏折(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7册,501-502页。)。
又要借故拖延,又要“免使生疑”,难免矛盾。9月6日,耆英复照拉萼尼,表示自己政务缠身,要在9月底才能到澳门与拉萼尼见面,“十八九日可达濠镜”。不过,他虽有“适值省中叠逢大典以致会晤稍迟”的理由,但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一方面他说,“我两国相交以礼,我两人相与以诚”,“往来酬酢非止旬日之间,条约详明益固万年之好,又不争此数日迟早之间矣”。另一方面他又反复申说,“本应择日启程,即赴濠镜,握手言欢,不宜迟缓”,“本大臣亦知贵大臣急欲一见,以伸雅怀”,“一俟本大臣将各务完毕赴澳,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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