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76～1895年间，清政府逐步丧失了对周围藩属国的宗主权，传统的外交体制也因此实际趋于消亡。与此同时，清政府初步完成了近代使节制度的建设工作。这一制度大致包括使节的级别、任期、奖惩的规则等几个方面。在这19年时间里，清政府相继向日本、美国、秘鲁、西班牙、法国、俄国等派遣了20多位公使。遣使不再是一种临时性的外交手段，而成为了清政府外交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懂外语、精通专业的职业外交官也逐渐成长起来，他们活跃在1895年后的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上。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最早的一批公使及随行人员来到了西方。他们没有往日中国历史上天朝钦使的文化优越感。相反，他们是带着一份屈辱感走近西方社会并接触文化的。

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在驻外使节的选用与任命上用了很多功夫。遣使一开始，就面临“求使才难”的问题。他们谈到，对于使才“循分供职，中材亦知极称，沉几观变，知者亦有难周，非为守兼优，识力俱卓，洞悉洋情之员，转足见轻于外族，而贻患于事机，至于羁旅势孤，易为所胁，贪狡计出，挟以为质，流弊之端，在所不免。”（注：周家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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