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清政府的这一想法也未能贯彻到底。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在有翰林身份的官员真正能承担而又愿意承担出使使命的人太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的20位公使中，翰林仅有7位（郭嵩焘、陈兰彬、何如璋、 许景澄、洪钧、崔国因、汪凤藻）。这7位之中，除郭嵩焘、江凤藻之外， 其他人也还并无办洋务的实际操作经历。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只是能谈洋务而已。以何如璋为例，他是较早意识到“世变已亟，非拘常习故者所可拯救”（注：碑传集补（6）：卷13［Z］.）的翰林。 因而利用各种机会与中外士商多方接触，又主动寻访英美牧师，从他们身上尽量多地了解国外情形。许景澄、洪钧的情况也类似。在翰林院里，他们能究心“经世之学”，对国外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但认真说来，出使之前，他们涉足洋务具体事物并不多。只是有些理论上的认识，而无实际操作经验。就是这样的人，在当时也极属难得。何如璋谈洋务的水平，连老资格的郭嵩焘也十分佩服，表示自己看走了眼，“子峨于洋务竟能通晓，悔从前不甚知也。”（注：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Z］.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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