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体用悉备”。就是要求出使人员能始终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最多兼用一点西方“器用之学”，即后来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出使之初，清政府甚至还有以中国文化“化远人”的幻想。故而，非常强调外交使节的文化立场。二是“为守兼优”。公使在外，容易失去控制。因此，公使的操守一定要好。在遣使之初，清政府还担心“野恋”的西方人会扣押人质，于是把使者能否坚持气节的问题也考虑进去。三是“有胆有识”。如薛福成所言：“无贤相之识与度，不可以为使臣；无贤将之胆与智，亦不可以为使臣。”（注：薛福成. 使才与将相并重说［A］.庸庵海外文编［M］.419.）四是“通权达变”。使臣在外，需要独立面对复杂的情况。因此，临机应变，折冲尊俎是使臣的基本能力。

本来按照清政府“家天下”的想法，是打算用满人、旗人来办外交的。清廷3次遣使尝试中都使用的是满人或旗人， 同文馆招收的也是八旗子弟。只是因为这些八旗子弟长期习惯于优闲的生活，从中很难找出上述标准的“使才”。像崇厚这样的人物，在满人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因此，清政府在以旗人操持外交的企图失败后，按照他们所预设的使才标准，首先是在翰林中挑选使节人选。因为翰林是中国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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