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在当时无疑是振耳欲聋的呼声，在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历史上，具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意义。它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命题，第一级阶梯，影响着以后半个世纪中国对外开放的思想。作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林则徐、魏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把中国放在世界面前来认识，坦平而明确地承认落后，但又不由于落后而悲观气馁，甘居下游，认为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在坚持反对外来侵略的同时，学习外国长处，“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改变中国本身的落后面貌。冯桂芬等早期维新派较之林则徐、魏，了解西方，反省自己的视野更开阔了；中国和西方相比较，“人无弃材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邻庐抗议》下卷。)，主张“师夷”、“善法”以改革原有的不善之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师夷”与“变法”联系起来，为中国近代开放与改革相结合的思想开启了方向。洋务派则从变化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大势，他们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变局”的时代特征是“各国闭关而治”被“万国相通”取代之，对外开放是时局变化的必然要求，主张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以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几十年中，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的各种思潮层出不穷，显示了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同时期的日本相比，表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第一，西方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清政府屡战屡败，求和、割地、赔款接踵而来，民族危机日益深化，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很长时间是被动的，目有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制夷”、“防夷”抵御外来侵略、救亡图存上，难以把中国近代社会几大任务汇合在一起，缺乏日本向西方学习所具有的反对封建主义，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目的的单一决定了范围的狭窄。由于仅仅是为了“制夷”，因而“夷”之“长技”学到即可。忽视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意义。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必然要遭到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在反对侵略，挽救民族危机的斗争中，由于缺乏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人们往往因反帝斗争而限制了自己的视野，不能正确地区分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意义，在整个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的*观念和民主思想，没有象日本那样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先进分子才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认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但历史的发展变化，已使中国不可能象日本那样通过对外开放，学习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