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在“和魂洋才”的模式下，日本保存在不少封建性的东西。他们恋恋不舍、信之诚笃的“皇道思想”、“武士道精神”、“靖国神社”、“军国主义教育”等为日本连续的和平发展留下了祸根，一俟邪恶势力登台，就会演出悲剧，并把悲剧戕害于其它民族。

　　与日本“和魂洋才”相对，中国在十九世纪的对外开放过程中有“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何谓“中学”？用张之洞的话说，就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事地图”。“西学”则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等。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融合能力，但要同化先进的西方文化，是很困难的。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试图用中国传统的“本末”、“道器”、“体用”之说来解决之。发轫于六十年代，形成于七十年代的“中体西用”模式就成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中体西用”模式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应该说，它在一定时间里，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解决了对外开放、引进西方文化后，如何处理中西关系的问题，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它给了被顽固派斥为“奇技*巧”的西方科学技术一席之地，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引进，和创办近代企业的运动，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随着中国内部社会变革运动的深入发展，“中体西用”模式的落后性，反动性也日益暴露出来。

　　作为“中学”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庞杂斑驳、精华和糟粕共存的系统，在中国近代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对其进行清理，区分孰优孰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思想家严复也感叹道：“吾实未敢遽分其优拙也”。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中，“中学”处在“体”的位置上，大量封建性的糟粕势必作为“西学”，尤其是西方的*观念、人文思想的对立面出现，引起“中学”与“西学”的剧烈冲突，使先进的西方的社会*学说、文化艺术难以在中国传播，大大减弱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冲击。而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近代经济运动——洋务运动，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另一方面，“中体西用”的模式是在中国没有发生“明治维新”之类*革命的情况下出现的，与日本不同，中国依然是封建专制体系，把学习西方严格控制在生产技术的范围内，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兴起以后，“中体西用”实际上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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