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时时遇到保国保皇与师学西方的矛盾。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强敌四通，外侮日深的形势下，维护民族独立始终是首要的主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的联系。封建的纲常关系虽不比以前那样坚固，但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陶铸出来的近代士大夫，也不可能摆脱“爱国即忠君”这一观念的羁绊。爱国救亡这一悲壮的旗帜，在士大夫那里固然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使它免遭列强欺凌，也包含着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内容。问题是，民族独立的目的必须通过向西方学习才能达到，敌人又是先生，这就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使近代士大夫在如何爱国救亡上表现出极大的困惑和犹豫。要保国保皇，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又会冲击以皇权为代表的封建专制统治。正因为这样，几十年中，凡是对大势有一定认识的士大夫，无不处心积虑地在保国保皇和师学西方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求两全其美。“道器之辩”、“本末之说”乃至“中体西用”的模式，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反映。

二

　　任何外来文化的输入，必然要同本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撞击，如何尽快使两种文化协调起来，融合适应，关系到对外开放的成败。十九世纪中日两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曾出现了两个思想模式：日本的“和魂洋才”和中国的“中体西用”。有人将二者相提并论，其实，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在两国发生的作用也很不一样。比较这两个模式，也可以看到中日对外开放思想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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