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以钦差大臣袁甲三为代表，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此举有害无利，必不可行，因为“夷人名为就抚，实则包藏祸心”，“与其悔之于后，不如慎之于初”。第二种，以江苏巡抚薜焕、杭州将军瑞昌为代表，持赞同的态度。薜焕认为此举“利多害少”，因为，（一）“俄、佛（法）兵费虽巨，若地方早得肃清，则所省转不可胜计”；（二）“俄：佛由水路而进，先取金陵，以次廓清江路，我即可收长江之利，以赡陆路之军，饷充则兵自得力”；（三）“若联络俄国收为我用，则英夷自必戢其骄”，“此又以夷制夷之法”。瑞昌则认为：“借资外国之兵，其有无格外要求，虽难预料，但……亦足征同仇敌忾之诚，如果照议举行，可期迅速应手。”第三种，以曾国藩为代表，倾向于第一种意见，但措辞较为婉转。他说，列强主动请出兵“助剿”，“自非别有诡谋”，但目下情势，关键“在陆而不在水”，因此可“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最后，他特别提出：“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水远之利，”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奕䜣认为：“袁甲三于利害之间，辩论最为明晰”；曾国藩所说“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亦甚切合时宜。但是，他在造船还是雇船的问题上却犹豫不定，因此提出：“外洋师船，现虽无暇添制，或仿照其式，或雇用其船，以济兵船之不足。”但又说，对俄、法请派师“助剿”不便断然拒绝，以免生疑，“或筹款购买枪炮船只，使其有利可图，即可冀其暱就。”并请密谕曾国藩“斟酌试行”。(《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291页；第315、320、330—332、351—354页。)咸丰原则上同意了奕䜣的上奏。这便成为清政府购船办海军之张本。
清政府议论买船的消息传出后，英国见机会难得，立即闻风而动。1861年4月，英国侵略分子巴夏礼到北京，对曾国藩扩充湘军水师之说表示怀疑，认为其“船炮不甚坚利，恐难灭贼”。(《海防档》（甲），购买船炮。)英国公使卜鲁斯和参赞威妥玛趁机怂恿清政府购买舰船。后来，总理衙门致函威妥玛，追述此事说：“中国购买轮船一事，从前中国举办之初，原因两国既经和好，卜大臣时思为中国平贼，贵参赞又尝谓中国非创立新法，不足挽回从前之积习，因而本衙门与赫（德）税司议及外国轮船。”(《海防档》（甲），购买船炮。)赫德本是英国驻华领事馆的职员，曾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4月刚刚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对清政府购买英国舰船表现出特别的热心。他向奕䜣献计道：“火轮船一只，大者数十万两，上可载数百人；小者每只数万两，可载百数十人。大船在内地不利行驶，若用小火轮船十余号，益以精利枪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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