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856年天京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起义领袖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引起的内部大屠杀，造成了灾难的后果。洪、杨和韦昌辉都各自有其逃脱不了的历史责任。在杨韦事变中，石达开是诸王里唯一无可指责的受害者，他的妻儿老小惨死在韦昌辉的屠刀下。 

石达开反对内部残杀于前，起兵平叛于后，结束了这场自毁长城的悲剧，有大功于太平天国。石达开在内讧平息后回到天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经过流血惨剧的洪秀全，如果能汲取过去的沉痛教训，与石达开合作共事，挽回危局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洪秀全对石“提理政务”，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押制翼王”。深受创伤的石达开，“见大局如此，不满之，乃决离京远征，一去不回。”（《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洪仁□自述》。）石达开带兵出走，是一个“至大”的错误行动，导致了太平军的公开分裂，演出了天京悲剧的另一幕。 

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的逆转，一切不利因素都向他袭来，虽然他仍然英雄盖世，但往日所向无敌的局面逐渐消失了，终不免在紫打地演出最后一幕悲剧。以“爱将”称著的石达开，“自缚以赴清营”，幻想以自己的死，保全部众，写了《致骆秉章书》。这是一个在极其不利条件下提出的谈判书，而不是投降书（参见拙文：《读〈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历史研究》1969年第3期。）。但是，他的有害幻想，却使身经百战的将士放下了武装，惨遭敌人血腥屠杀，留下了惨痛的血的教训。 

石达开就义前的表现，和李秀成不同，“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刘蓉：《复曾源甫中丞书》，《养晦堂文集》卷6。）始终不失英雄本色。&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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