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洪秀全的重视，只好离开天京。王韬于1861年冬到达太平天国治理下的苏州，在表示归顺的同时，他上书太平天国地方当局，提出了极合时宜的复兴天国的军事良策。但上书后石沉大海，他亦只得*地离开苏州。太平天国因独尊上帝而采取过激的反儒政策，忽视和排斥知识分子，其后果是把观望、动摇的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壮大了反革命阵营。而曾国藩却不失时机地抛出《讨粤匪檄》，咒骂太平天国焚毁孔孟经书的行为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号召“读书识字者”、“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义仁人”等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综太平天国之世，天国领导人的身前马后始终未汇聚有几个具有远见卓识、胸怀韬略的人才。这就使太平天国领袖们缺乏*眼光和军事韬略的状况，始终未能改变和弥补。故李秀成总结说，清军中“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注：罗尔纲.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M].364.）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原因。
梁启超曾分析到，“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主要的是他拿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注：梁启超.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M].27.）。上帝教一神论教义的强烈排他性与中国传统的信仰、习俗相违背，把广大的社会阶层拒之于太平天国门外，不利于吸引、团结更多的群众投入到反清斗争的行列。
二
太平天国把上帝教作为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手段，“天父天兄下凡”等宗教迷信方式对太平天国的兴起曾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随着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迷信方式日益成为领导人争权夺利，加强专制独裁的工具，严重破坏了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的团结和统一。
1848年4月，杨秀清利用紫金山区民间“降僮”巫术， 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代天父发布号令，逐步控制了当地拜上帝会。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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