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就不应该只看到打四十大板这一近于粗暴的行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臣对君提意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封建社会一些“良臣”也采取诸如兵谏死谏之类的进谏方式，杨秀清用杖谏是可以理解的。要看到，杖责并不是实质问题，太平天国杖责起码是二百大板，四十大板不过是象征性的惩罚，而且当洪秀全“知错”就赦免了，并没有真正要杖责洪秀全。从整个事件看，杨秀清处理这个问题，是很慎重，考虑也是周到的，没有给洪秀全造成过于难堪的局面。可见，把杖责天王事件，看得过于严重，甚至认为这是杨秀清篡夺王位的尝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杨秀清在事后的实际工作中，一直是忠于洪秀全的，洪秀全也一直是信任杨秀清的。李秀成说，定都南京后，“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民心佩服。”（《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杨秀清佐理朝政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正因为这样，洪秀全把一国之事概交与他。当时“秀清每数日一朝，群臣奏事除奏谢恩尝迳达天王外，其余军国大政必先具禀秀清，谒之禀奏，俟秀清裁处可否，然后转奏，以取谕旨，天王必批准”（《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表现了洪秀全对杨秀清的无限信任，也说明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其见解是一致的。 

不幸的，只是这两位农民领袖，都由于阶级时代的局限，在革命过程中，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的缺点错误越来越突出。杨秀清的骄傲，“一朝之大，是此一人”，以及过于排场，张扬；洪秀全沉溺于宗教生活，不理国政。这些各自的错误，必然要造成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甚至斗争。但是对这些矛盾不能过于夸大。洪、杨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确实看不出有什么分歧，至今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路线的斗争。 

关于杨秀清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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