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茅海建先生对清官档案的研究与排比，初三日，慈禧太后已定下初四日由颐和园还西苑，且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没有关系。初四日凌晨寅初（早晨3时）慈禧太后此行所用的车马已在颐和园宫门外准备完毕，她本人在“乐寿堂早膳毕”，起程还西苑。途中频繁换轿换船，路过寺院烧香游息，于一片悠闲之中，申刻（下午3～5时）才到西苑。光绪帝在得到庆王奕劻报告的消息后，依例在瀛秀园门外跪接，仪制一切没有出错，慈禧太后未现焦躁和不安，态度没有异样。也就是说，一切均在按常规运行，没有告密后果的迹象（注：参见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之（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近代史研究》（北京）2002年第5期第135～164页。）。
从袁世凯一方考察。徐世昌受袁世凯之托，先他进京，并一直同维新党人来往联络，参与他们的某些活动，袁世凯对维新党人的动态与状况，是有所了解的。初三日，谭嗣同的法华寺夜访，不论是徐世昌同来，还是徐先回到法华寺通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谭、袁之晤谈，徐世昌是全程在场的。谭嗣同离去后，袁、徐一定是连夜密议，对事态的发展进行分析，且取得了共识。他们应该有能力判断出，围园劫后之谋，是维新党人的*孤注。他们应该知道，光绪帝或有摆脱慈禧太后控制之心，但决无围园劫后的杀伐决断之胆。谭嗣同出示的是墨笔密谕，他们由此可以推想，光绪帝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维新党人有此密谋。他们不能不进行基本力量对比的估量而决定去取。袁世凯拒绝谭嗣同的游说，清楚表明了他不同维新党人站在一起的立场。康有为、梁启超当夜在金鼎庙会到访袁而归的谭嗣同后，也立即明白袁世凯无举兵配合他们围园劫后之意。在游说袁世凯无望之后，康有为乃决定离京出走。从《康南海自编年谱》、《诡谋直纪》的记述可知，维新党人已深知处境之险恶，但康有为仍迟至初五日始行离京的事实（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61～162页；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档案号：REEL No.1-0584，0345～0346，网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东京，http://WWW.jacar.go.jp/）图象数据。），则可从侧面证明，维新党人亦无心存袁世凯于初四日即行告密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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