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即初五日，袁世凯在北京向光绪皇帝请训后由京返津，例行公事地见完文武各官后，当晚，袁、徐立即会晤交谈，（注：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戊戌年八月初五日条。）亦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验证。这天晚上，袁世凯也赴直隶总督衙门谒见荣禄告密。只是徐氏《日记》没有说明二人之会晤是在袁谒见荣禄之前或之后，甚或之前之后都曾会晤，但从徐氏于初六日即返小站可知，袁、徐对天津的局势发展，已经很有把握了（注：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戊戌年八月初六日条。）。
徐世昌初四日下午返天津，初五日上午即访密友严修“久谈”，并在严家午饭。据《严修日记》记载，当天下午，严氏还安排了他的夫人只身“回京寓检点，预备退京寓之房，全眷回津”（注：《严修日记》，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条。关于徐世昌与严修这一天的交往，笔者承马忠文先生提示资料，并交换意见，特此致谢。）。这件看似同*无关的琐碎家事，连同袁世凯让徐世昌按原计划于初四日返天津之事，一起从侧面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初四日寂世凯不在京寻求告密途径，是袁徐二人之间议定的，否则袁不会不留徐在京担任臂助，徐世昌也不会坐视严夫人走进政争风暴中心之地，而不露口风劝止严氏的决定。因为倘若袁的告密内容一旦传到宫中，谁都很难预知这场*变动将以什么形式发生。封城、大规模的株连抓捕和屠戮，历史上的宫廷政变，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血腥记忆。
徐世昌先于袁世凯回到天津一天一夜，他在天津还有什么活动，没有史料依据。徐本人也未说。在没有史料依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做一个如下的推想：他可能在初四日谒见了荣禄，首先向荣禄说明，袁世凯没有依召即日回津，是由于光绪帝定下初五日请训；然后，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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