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袁世凯亦无初四日天明即匆匆忙忙赶着告密的必要与条件。围园劫后之谋，确是惊天大事，但袁世凯心中清楚，只要他本人按兵不动，谭嗣同所说湖南死士，即使来到北京亦无多大作为，慈禧太后就有惊无险。 

有论者提出，袁世凯应该担心维新派利用聂士成、董福祥的兵力，实施他们的围园劫后计划。其实，当时的袁世凯无须顾虑此事。姑且不说袁世凯对驻军布局了如指掌，对聂士成（注：袁世凯与聂士成交往颇深。袁、聂两家为世交。甲午战争时期，两人过从密切（此时期两人之间有大量文电来往，见台北文海出版社《养寿园电稿》）。袁在小站督练新军，聂又以直隶提督的身份鼎力相助，并将自己的得力下属冯国璋推荐给袁世凯任用。）、董福祥的*取向亦非常清楚，单只说布置军队长途奔袭，也不是今天说，明天就可以办得到的事。所以，袁世凯拖延一天告密，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担心的。袁世凯的经历表明，他十分功利而善于谋划，其处事的原则，一贯是谋定而后动。更何况，兹事体大，直接危及他个人的*前途，乃至性命，决不会急于星火地莽撞地告密。 

谭嗣同是打着光绪帝之诏谕说袁起兵图后的，但无朱谕，仅凭不辨真伪的墨谕。即使是为了自身安全，袁世凯首先也要摸清光绪的真正意图，以计算力量对比，估量事态的发展。袁向光绪请训之日已定于初五日，所以，最佳行动方案也只能是初四日不动声色，乘初五日请训体察光绪帝的心思与动静，那怕只是察言观色。 

当时的北京亦无有袁世凯告密的合适的人选与条件。首先，须辨明的是，袁世凯应召进京，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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