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郭卫东先生说：“即使袁不便单独闯园告变，在京城要找或能引见或能传讯的权贵也不会是难事”。此说不切实际，亦不符清朝的制度。其时的慈禧太后已经归政光绪帝，她那里唯有皇族“亲贵可以递牌请起”（注：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深通清朝制度的邓先生评论说：“太后前，唯亲贵可以递牌请起。近人记荣禄诣颐和园告变，盖不知故事。”），刚刚擢升为候补侍郎的袁世凯无资格与可能求见慈禧太后，“单独闯园告变”。即使他曾在来京后谒见过的后党权臣刚毅、王文韶、裕禄等，亦无可能立即“引见”他觐见慈禧太后。只有奕劻除外，容在后文说明。即使袁世凯不明制度而去恳求后党权臣刚毅等“引见”，他们都住在城内，又何用再专程返回海淀住下来呢。 

第三，袁告密的首要目的是谋求摆脱帝党嫌疑以及同维新党人的干系，摆脱谋叛嫌疑，以求自保。因此，他所选择的告密对象，一是一定要与自己的关系极为亲厚，可以信赖托庇。二是维新党的谋乱涉及到皇帝与慈禧太后，接受密告的人必须与慈禧太后有极深厚的关系，有权力、有地位、有能力处理这一极为棘手的问题。三是要合乎清朝制度，在慈禧太后那里有递牌请起的资格。但袁在京师并无此等托靠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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