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四年(1888)夏康有为北上京师，参加顺天府乡试。据康氏自编年谱，乡试落榜后，康因感于“国势日蹙”“外患日逼”的形势，遂蒙生了联络朝贵、上书朝廷请求变法的念头。“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遂“以书陈大计而责之”，此事在京师颇有轰动。这年十月，盛京祖陵山崩千余丈，康氏又借此机会“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该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昱（伯羲）转交翁同龢，但因种种缘故，翁并未将其代呈御前。（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第15-18页。）这些情况是我们评价康氏早期*活动所经常提到的。依康氏所述，他在京的所有活动（包括联络朝贵）均与变法图强的*理想相关联，表现出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可贵精神。如果联系到十年后康有为成为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对康氏的这些陈述可能很少有人会持有异议。也有学者认为，“此次康有为进京，与其说是应顺天府乡试，勿宁说是为了发动变法。所以他和其他应试土子绝然相反，不是关起门来搜索枯肠杜撰八股试贴，也不是到处钻营，寻找门路，托人情走后门，冀求金榜题名，而是广泛联络京官……目的是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注：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第61页。）这一结论似与康氏自述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不过，有关康氏1888年在京活动的情况，其他同时代人的说法非但与康说有异，甚至有相抵牾者。
近人梁鼎芬（字星海，号节庵）撰《康有为事实》中说：
康有为赴试京师，因不中举人，遂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已故工部尚书潘文勤公祖荫、现任大学士徐公桐，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前礼部尚书许公应騤、已故前出使英国大臣户部左侍郎曾惠敏公纪泽、礼部右侍郎志公锐、前国子监祭酒盛公昱，皆与康有为素无渊源，乃屡次求见，上书谀颂，诸公以康有为一年少监生，初到京师，遍谒朝贵，实属躁进无品，皆甚鄙之。潘公送银八两，并作函与康云，以后请勿再来，来亦不再送银。此函人多见之。曾公尝告人曰：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徐公、志公见其言嚣张卑蹈，皆将原书掷还，都下士大夫无不鄙笑。（注：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页。）
这段叙述将康有为在京活动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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