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与康氏自述之从事变法活动可谓大相径庭。《康有为事实》（共三十二条），撰写于戊戌年十月，系梁鼎芬送至日本驻沪领事馆揭发康有为“罪行”的材料，意在劝说日本方面驱逐流亡彼国的康、梁，所以文中充斥着抵毁、攻击之辞。此前，在九月十三日（1898年10月27日）《申报》上，梁鼎芬已刊发了《驳逆犯康有为书》，对康流亡海外后在报端攻击、谩骂慈禧的行为大加挞伐，其中也提及康氏光绪十四年初上皇帝书一事。梁文云：
尝观其初上皇帝书矣，有云皇太后皇上聪听彝训，乐闻谠言。又云，皇太后皇上端拱在上，政体清明，内无权臣女谒之弄权，外无强藩大盗之发难，宫府一体，中外安肃，宋明时承平所无也。……查此书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作。其尊颂皇太后之词，联行累句，斑斑耀目，名为论事，意在乞恩。核以今日狂吠各端，逆犯当时不应有此篇文字。盖时求富贵，则但有颂扬；身在逋逃，则极意诬谤。（注：《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据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
他称当日康有为上书，“名为论事，意在乞恩”，目的与“夤缘”朝臣相同，都是“希图利禄”。
在当时的*气候下，梁氏言辞尖刻，夸张渲染之势自然难免。与康有为本人的解释截然不同，梁鼎芬全然否认康氏具有*理念与爱国情怀，强调其追名逐利的私人动机。应该承认，康、梁各自叙述中均存在强烈的感*彩，或过分溢美，或极力贬斥，各持一端。只有努力将其中的主观因素剥离出来，并结合其他史料进行细致的考察，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康有为当年在京活动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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