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19页。）康、梁结识大约也在此时，次年，梁鼎芬中进士，改庶吉士，舅甥皆供职翰林院。光绪十一年(1885)梁鼎芬因纠弹李鸿章，被以“妄劾”罪连降五级调用，于是南下广东，主讲于惠州丰湖书院。后应两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先后出任肇庆端溪书字及广州广雅书院山长，梁与康“恒有往还”或在此时，康有为诗集中即收有《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寄梁大编修》诸诗（注：《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第19页。）。据康年谱，光绪十四年(1888)夏，因“张延秋招游京师”，康北上应试，不料，“既至而延秋病重，遂视其殁，营其丧。”（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5页。）从穗石闲人所说康流落京师期间“太史屡函诤之”的情况看，张延秋殁后康与梁鼎芬曾仍有书信往来，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次年夏康有为返粤后，创万木草堂，广招门徒。梁鼎芬曾赠诗“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注：参见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十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76页。）以示赞誉，可见他们仍然是朋友。当然，对康热中功名的心态梁氏每每予以讽劝。其《题简竹居读书草堂》诗云：“迎阳故作轩窗敞，耐冷还依水石严。今日承平无个事，干龙不必问飞潜。”（注：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十八），第12881页。）其中即含讽康之意。康有为编年谱中讳言早期与粱鼎芬之关系，可能与戊戌后二人关系极剧恶化有关。
所以，尽管梁鼎芬披露康氏1888年在京活动的情况有诋毁的倾向，仍属局内人之论，这一点大略无疑。何况，梁所说康当年“遍谒朝贵”“上书谀颂”等情形从现存康氏遗稿中似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1961年康同凝捐赠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康有为遗稿、函札中，有若干通1888至1889年间康氏致徐桐、潘祖荫、祁世长、曾纪泽、盛昱等人的信札，均系抄件。（注：这些信札均已收入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先生认为这些函札非昔日底稿或原件，真实与否尚须慎重考订。（注：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603-619页。）笔者认为，从康氏改纂《戊戌奏稿》、将1901年至1902年所写《大同书》伪称撰于光绪甲申(1884)等情况分析，他对旧稿重新增删改写抄缮之事并非没有，致诸朝贵的函札内容也可能有所增删，但满篇皆是的“谀颂”之词恐怕仍是当年的原话。如康致潘祖荫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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