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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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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6: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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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稣未递康氏之封事，实出于一种宁人息事的考虑。对此，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冬之际由上海《时务报》馆代印的、徐勤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中则解释说：“戊子十月，祖陵奇变。十一月南海先生上书，极言外夷之交迫，变法之宜亟。初呈国子监，管监事者常熟翁尚书暨盛伯熙祭酒欲以上闻。因书中有‘谗言中于左右’数语，时张幼樵副宪得罪罢官，朝廷不喜新进之士，虑以斯言，上触圣怒，若问‘谗言为谁？何由得知’，恐获重罪，故不为代递，意在保全也。”（注：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92页。）到底是翁还是盛，抑或是翁、盛二人均“有意保全”，文中说得极为含糊。考虑到翁、康已于是年闰五月初九（7月1日）有过一晤，上述说法是否得自于翁，亦难考定。不过，即使翁与康会面时说过此话，也只是乙未年的解释，并不能说明戊子年当时翁的真实想法。康氏自编年谱则说，当时翁“以文中有言及‘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以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归咎于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时张佩伦获罪，无人敢言，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5页。）这一解释比徐勤所说更加肯定，也许与康氏后来看到翁氏日记有关（注：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一般认为是戊戌政变后不久。笔者认为，其撰写或始于流亡日本时，但最终定稿当在1927年康氏逝世前不久。因此，有理由推断康有为是看过1925年影印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记》的，康自言翁未代其上书系出于“保护”，或因日记中“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一句敷衍而来。）。
康有为在应试未售后，以一介寒儒亟干谒当朝显宦，极力恭维他们，希望他们“礼贤下士”，接纳自己，并请他们代呈封事，表达政见，这在当时推重师生年谊以及同乡之谊的官场中极为罕见，故被视为是夤缘朝贵，急求利禄，遭到京城士大夫的讥笑和嘲讽。潘祖荫“赐行资”也有劝其尽速回乡之意。康氏处境之尴尬可想而知，在如此境遇中，其忧国之心又如何能得到众人的认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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