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领导人主要是倾向资产阶级改革的在野士大夫。他们当中亦多年轻之士，如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但他们缺乏斗争经验，虽有热血，并无韬略。比如，明治维新领导集团在已经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对取消“藩主”权力和涉及四十万户士族的俸禄问题仍极为慎重，进行了周密部署。他们花了十年时间处理这个问题，安排了华族和士族的出路，多方减少阻力，同时加强直属武装力量。这样还不能避免士族叛乱。戊戌变法领导人却企图在几个月时间内一举完成涉及大批冗官庸吏地位、几十万儒生出路、百万以上兵弁、旗人生活的“改革”。说只要“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再效仿日本的办法，设立“华族”，对王公大臣“厚禄以养之”，则“新法行矣”（康有为语，见《戊戌变法》第4册322页及第1册251页）。真是何等幼稚。他们与社会革命力量极少联系。三年之内，全国成立学会二十四、学堂十九、报馆八，所聚集者无非青年士子和少数开明士绅。他们指靠“内有常熟（翁同和），外有南皮（张之洞）”，前者虽为帝傅，并无实权，虽曰“维新”，半属拥帝，一纸□谕，即被黜退；后者惯察风云，“有维新之貌，无维新之心者也”（严复：《论中国分党》）。如此微弱的革新力量，面对的却是手握大权，长于搞政变的西太后。各省督抚“皆西后所擢用”，知太后不知有皇上。只有一个陈宝箴（湖南巡抚）比较支持新政，然亦曾上疏主张由张之洞总大政。中国封建阵营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分化，没有形成有力的革新势力，决定了戊戌变法的必然失败。

康雍以后百余年间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西方很不了解，象林则徐、魏源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寥若晨星，先进思想对统治者影响很小。顽固派长期“恶新学如仇”。甲午战前，士大夫耻谈西学。甲午战后，梁启超说，清廷大臣犹有“懵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斥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耳。”康有为说，当时全国情况仍然是“故老逐于科第，求富贵而废其学业”，“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士人能通古今达中外者，郡县乃或无人焉”。尽管危机重重，封建统治者却极少分化。为什么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资本主义文明表现得如此顽固？有人指出：这同中国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排斥科学知识，“重义轻利”的儒学传统根深蒂固以及封建官僚集权制的强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在把戊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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