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从历史深处而来的王者之气，对戊戌变法运动也有不容忽视的副作用。康有为的王气，同时也隐含着不许他人任天下的霸气和轻视“群氓”的个人英雄之气。这三气又助长了他的骄气、虚气和躁气。而诸气的综合作用，酿成了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失败的个性因素。

　　1895年1898年这段时间，虽是中日甲午战争新败之后，却是改革的大好时机。此“好”之涵义有二：

　　其一，此前虽有一些人开始主张变法，但其变法的时机却远未成熟。50～80年代，从当时国际形势看，中国变法的榜样日本、俄国、德国、意大利之变革或刚实行不久，或虽已取得成绩，但其时效还需要一定时间方可显示出来。如1868年的明治维新，若不经甲午一战，中国朝野怎会认识到其作用原来如此不可估量？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成功恰在此时开始令世界各国所瞩目，也令中国朝野震惊。

　　其二，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之战，终于使中国朝野认识到所谓同治中兴之不足据。要求得国家富强，必须另寻新路。可以说，甲午战败后的中国，求变是中国人的共识（注：袁伟时：《慈禧和康有为的两面性剖析及其启示》，《东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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