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好时机，对康有为这个维新变法的领袖而言，最重要的是当时举国上下要求维新变法这个共识的形成（所谓变法共识形成，当然不否认刚毅之流宁可亡国，不可变祖宗成法的谬识之存在）。

　　从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看，光绪帝之维新变法要求自不必说（实际上，光绪帝出于种种动机，变法要求实在是太迫切了）。即使是握有最高实权的慈禧太后也是穷极思变的。

　　下面是两条广为引用的史料。其一，慈禧归政后，虽在颐和园颐养天年，但“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汤志钧著，转引自《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第一版。）这条史料出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其二出自恽毓鼎记载的史料：“上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注：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同引上书。）这种情况也可以从翁同ｈé＠④稍有不中慈禧之意便被罢黜一事证明之。这些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当时真正掌握朝政的是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慈禧，而决非“既亲政”的光绪帝。这同时也证明了光绪帝所有推新变法的举措，都是经慈禧首肯的。否则，变法运动决不会在慈禧鼻子底下搞下去。这说明清政府两个最高统治者都是倾向甚至主张变法的。

　　虽然按照当代现代化理论来说，清政府决非一个以现代化领袖为首的决策集团，但至少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一些现代化改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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