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丑刻后半时离府，只有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期间荣禄的幕僚要先拟告变电文，荣禄审定后，再把电文译为密码，然后交电报房拍发出去。督署的报房要接通津局、京局、兵部或总署的报房（荣禄可能利用兵部报房，因为他刚从兵部尚书去任）。兵部官报房收到电报后，要派员送达庆王府。王府机要人员还要再把密电码回译为电文，方才能呈交奕ｋｕāｎｇ＠①阅看。在如此短时间内，尤其正在子夜，告变电报完成这么多环节，同样是十分困难的。奕ｋｕāｎｇ＠①在上朝前收不到告变电，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倒腾初五日一夜的这些细节，目的其一，是在于说明，无论火车说、电报说，当晚都是碍难把告变消息转递到西太后的。其二，尤其在于揭示，即使按论者所说，能够在初六日早朝前递到消息，但却几乎没有给西太后留下任何同近支王公、亲信枢臣商议、谋划，乃至一通信息的时间。仅据荣禄的一纸告变文字，就一人独断在初六日的早朝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捉拿维新党人。如此军国大政，儿戏不如，既是西太后所不为，也是封建政制所不许，从而反证了此事是不存在的。
袁世凯《戊戌日记》说，初六日由京赶来津通报政变消息的是杨崇伊，此事亦可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政变确实是数日来，西太后在接受杨崇伊密折后，同奕ｋｕāｎｇ＠①、荣禄等密谋而逐步实现的，而不是初五日深夜接到荣禄告变后，于瞬息之间，决定在初六日早晨迅速实行的。杨初六日来津，可以从初九日出版的《国闻报》关于他初七日乘专车返京的报道证实。（注：《戊戌变法》（三）第412页。）
杨专车返京，给了人们一个重要提示，也许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确如袁所说，初五日当晚（或次日）告密完毕，但如何向北京告变，荣袁二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正在商拟折、电期间，杨崇伊由京到津。于是初七日由杨携带告变密折返京。初八日，西太后等密议。初九日颁上谕逮谭嗣同等七人。如此，似亦顺理成章。
袁世凯告密，荣禄告变，还有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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