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后深知，重新训政，朝野并不十分心服。所以一开始拿康有为“莠言乱政”作为取消新政和重新训政的由头，打击范围，只限于康党，所定罪名也在可轻重之间，并未决意兴大狱扩大打击面。正是如此，像重要的维新党人林旭，虽然心慌，但直到初八日晚，也还自认不是康党，不会受到株连。（注：《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 第682页。）这样也较符合一般不满意维新党人用事的枢要重臣和京官们的心态，例如李鸿章，就一直把维新党人看作如唐朝永贞年间二王一帮读书人的捣乱，甚至视他们为少不更事的孩子。（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第232～329页。）京卿王彦威亦视之为少年幸进。（注：参见《杨参政公事略》，《戊戌变法》（四）第660页。）现在冒出维新党人的“谋逆”重罪， 西太后们就不得不考虑兴狱及其一系列后果与影响。所以，搁置这么几天，才作出初九日上谕的决策。初九日上谕的内容和谭嗣同等七人先后同于此日被捉拿勿庸置疑。论者把它称为有的人早已被捕了的“马后炮”之举，缺乏史实根据。

论者最过硬的证据是谭嗣同早已在初七日就被清廷秘密逮捕了。其根据是：其一，张荫桓说他亲见初七日早期，西太后命军机大臣廖寿恒拟旨：“拿办康有为党羽”。这道谕旨具体内容是什么，至今无人知晓。认定其内容就是拿办谭嗣同和梁启超，只是论者们自己推论的设词，并无任何史实根据。又认定荣禄告变在初六日政变前已经到达西太后，首恶谭、要犯梁应该被捕了。（注：参见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赵立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关系辨析》。）这也是一面之设词，并不是史实，充其量可以姑存一说。

其二，是根据对谭嗣同狱中三篇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