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惨祸再一次降临华夏大地，为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维新志士心怀“胶东之耻”，加快了维新变法的*步伐。1897年冬，康有为赶赴北京，递“土清帝第四书”，北京城内再度出现维新变法的热潮。但令人疑惑的是，在此前后，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却没有奔赴北京，而是纷纷云集湖南。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时务学堂之邀，离沪抵湘。1898年2月，谭嗣同也离开官场，由鄂返湘。梁、谭二人，再加上在湘的康才常、皮锡瑞、樊锥等维新志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维新志士群体。
在以往的近代史论著里，一般都认为1897年梁启超赴湘的主要使命是时务学堂教学工作，而谭嗣同返湘则是为推进湖南维新运动。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只要对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湖南期间的言论和行动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维新志士云集湖南，实际上担负了实现维新派“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维新方略的特殊使命。
从历史上看，早在梁启超、谭嗣同入湘之前，维新派鉴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即已开始策划“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的维新方略。据1901年康有为《致赵日生书》中记载，1897年梁启超、谭嗣同到湖南开展维新活动，乃是迫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下所采取的重大应变措施，信中写道：“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因陈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人湘。当时复生（谭嗣同）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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