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从上面信函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1)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云集湖南,不是其个人的盲目行动,而是维新派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2)维新志士云集湖南的直接目的是,为防止列强瓜分中国,而试图据湘省自立,保国保种;(3)之所以选择湖南为自立之地,主要因为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同时,湘省“地在中腹”,“南连百粤”。具备自立的主客观条件。总之,维新志士在百日维新前夜,齐聚湖南,实际上是承担了完成“腹地自立”维新方略的特殊使命,梁、谭二人参加湖南维新运动的过程,也就是其实践维新方略的过程。
梁启超是“腹地自立”“维新方略”的设计者和实践者。入湘后一个月,他便在《上陈宝箴书》中初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在德国强据胶州湾,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之说甚嚣尘上的当时,“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但是,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如果把变法之事全部拜托于“政府诸贤”,就是“东海可涸,南山可移”,变法也终难成功。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唯一使变法能尽快成功的办法是:“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梁启超:《上陈宝箴书》,《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53页。)
梁启超还建议陈宝箴独立自任,效古代窦宪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仿郑成功守台湾存明正朔的故事,使湖南成为腹地自立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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